全球不平等正在加剧。情况不仅是19世纪以来最差,而且在各个国家之内也变得更差,收入不平等达到歷史最高水平。制定解决方案的需要逼在眉睫。

围绕不平等的辩论是我们这个时代讨论得最多的题目之一。我们该如何分配资源,在一个经济不平等如此巨大的世界中如何彼此相处?儘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為潜在的解决方案提出许多不同的理论和评估,但正确的应用仍然遥遥无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撰寫了許多關於這題目的著作。他同意沒有簡單、一朝一夕的解決方法。但他確信,如果我們曾訂下導致經濟更不平等的規則,現在我們也應該可以重訂這些規則,使其更加平等。他說:「給予工人更大的談判權、限制企業的權力、建立更好的企業管治,並繼續監管和制衡金融行業。」他說的是美國經濟,自 1980 年代以來,收入最高的 1% 國民的收入上升了一倍。也是在同一天空下,全職男性工人現時的收入,相對來說還低於半個世紀前。

如果认真对待旧的贸易理论,它实际上表明国际贸易中经常出现输家。
—克鲁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Paul Krugman) 是這領域的另一位專家。2015 年,克魯曼由普林斯頓大學轉到紐約市立大學(CUNY),並在那裡開始研究貿易理論中的不平等。克魯曼解釋:「如果认真对待旧的贸易理论,它实际上表明国际贸易中经常出现输家。我們看到自 1980 年代起的貿易增長,把勞動密集的生產部份轉移到低工資國家。」

克鲁曼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从全球贸易中受益匪浅,但為何我们不能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支付第一世界标準的工资呢?这提问很天真吗?

他的回应是:「如果这是你的坚持,那麼你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根本无法出口货品。如果你问,消费者能否选择购买在更好工作条件下生产的产物?是的,在某种限制上,我们可以这样做。但在一个发展、技术及生产力水平不平等的世界中,这将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很多你买的东西都是由工资很低的工人製造。按照第一世界的标準,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我认為没有积极争取就不会发生。
— 斯蒂格利茨

不平等已不再是指富裕的西方國家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區別;現在這是一個根植於很多社會的問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的說法,不平等加劇還會導致更大的政治兩極化和經濟增長放緩。一些較先進國家提倡國家保護主義,往往因為公眾強烈反對全球化而引起。

斯蒂格利茨至少在審視美國和歐洲時,仍然相信我們將成功縮小這一差距。他說:「我對民主進程有足夠的信心,從長遠看解決不平等問題可能會在美國,甚至更有可能在歐洲發生。但是我认為没有积极争取就不会发生。」

克魯曼反對「傳統智慧」的概念,認為它通常只是精英階層的智慧。他說:「當少部分人們變得極度富裕時,我們不再像一個社區 ,當有真正需要,並且在我們可以且應該行動來恢復平衡時,渴望尋找解決方案變得迫切。通過再分配、稅收和財富轉移,向較富裕的人徵稅來取得資金,並以某種形式向沒那麼富裕的人提供基本收入。」他很有信心地點頭。「我們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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