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访谈的第二部分,莱塔教授讨论了对公共项目联合投资、财政政策的建议,以及资本市场联盟的前景等内容。

Barry Gill


一个涉及全欧盟的投资计划在实践中会是什麼样子呢?

恩里科·莱塔


首先,我們必須考慮到不能僅靠公共資金。我從最複雜的領域說起,因為歐洲一直以來都依賴公共資金,而我們需要撬動私人資金。我覺得 2015 年至 2020 年的容克計劃是個好主意,但現在,我們必須考慮調動私人資本來贏得這場戰役。

这一点在欧洲目前尚未实现。我们可以说服欧洲的债权国调动公共资金,但前提是我们能够动员私人资本。部分欧洲国家因為公共债务差异,反对使用公共资金。储蓄与投资联盟在这方面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為它尝试整合金融市场,為欧洲储户提供更多机会,并带来具吸引力的回报前景。当然,我们必须建立财政激励。

然後,我們需要建立一座橋樑,讓這些儲蓄能夠投資於歐洲的公共項目。NextGenerationEU 基金將於 2026 年底到期。那接下來會怎樣呢?如果什麼都不做,我們的預算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那遠遠不足以應付我們目前的需求和期望。所以,要讓事情運作起來,唯一方法就是靠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兩大支柱。我認為儲蓄與投資聯盟是其中一部分,我也希望成員國能夠接受這個想法。歐盟委員會已投票通過,現在輪到成員國行動了。


那您会如何说服他们?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迫回到疫情前的预算水平,并削减所有欧洲开支。而且,要解决欧洲的新需求,我们没办法直接说:「各位,很抱歉,我们要削减伊拉斯謨计划。為了支持地平线计划,只能削减结构基金和农村发展基金。」

不会有任何一位总理会对自己的民眾说:「不好意思,我们决定砍掉这个预算。」同时,这却是资助某些任务的唯一途径。否则,成员国将不得不自掏腰包,支援欧洲公共基金。这将会是一场艰难斗争,而且我认為最终无法实现。

真正的推动力会来自外部。如今,这个推动力就是特朗普。

「来自美国的压力,正在欧洲层面製造一些奇蹟。」


过去约四十五年间,欧盟似乎较為优先考虑劳动力而非资本。儘管储蓄与投资联盟可以建立基本架构,但我们还需要做些甚麼,才能令资本更佔优势呢?

實際上,我認為許多歐盟國家的財政法例已對資本提供不少激勵措施,但市場卻未能充分利用,而歐洲對勞動收入徵收之稅務仍然偏高。我的觀點是,對資本的財政激勵措施必須能夠吸引一般儲戶。重點並非著眼於像 C 朗或美斯這些明星球員,而是中產階層。他們需要感受到這些激勵對自身有利,能夠作為收入補充。然而,歐洲現時情況並非如此。我深信我們可以嘗試將這些財政激勵重新導向中產階層儲戶,而這需要規模效應。我們需要在歐洲層面推行財政激勵,並獲得各國共識。這尚未實現,但完全有可能做到,這也是我的報告以及儲蓄與投資聯盟的主要討論主題。


当中是否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动态因素呢?要改变人们的行為,光靠轻轻地超正确的方向推一下好像是不够的。

没错,说得对。但我们也有过一些成功的例子,透过非常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有效促进了利用节能获得的资金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在意大利,我们推行了「个人储蓄计划」(笔滨搁),成效显着。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成功的例子。

因此,我的建议是在欧洲层面推行这项储蓄计划,推动储户——特别是中产阶层储户——去信任这个工具,在获得良好回报的同时,亦能支持欧洲经济发展。的确,这当中存在文化上的问题,亦有金融信任的问题。但同时,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二年,欧洲的金融体系现时相对稳健,并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展现出一定韧性。

「所以我认為,我们现在已经足够成熟去推动这件事。」


您如何看待欧盟现时的财政规则?应否对《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改革,更着重增长与韧性?

我们现正对《稳定与增长公约》进行改革。我们需要检视其运作是否有效,并在有需要时灵活调整。不过,冯德莱恩在防务计划上的言行表明,目前的制度灵活性足够。所以我不认為问题在於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詮释过於僵化,真正的问题是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的原因,在於市场分散,以及缺乏强大的私人资本市场。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两个问题。


您曾建议,应扩展欧盟的四大基本自由,纳入科研、知识与创新。但除了能源和科技措施之外,欧洲还应关注哪些领域来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

單一市場的歷史可追溯至 1980 年代,當時圍繞商品、服務、資本與人員的自由流動而建立。而這四大自由,反映的是當時的經濟模式,當中並未涵蓋如今令經濟體取得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第五項無形的自由」——即科研、創新、知識與教育。因此,我在報告中提出創設「第五項自由」,以提升生產力與競爭力。

这意味着我们在研发投资方式上,必须作出重大努力。美国近年来之所以表现优异,是因為在公共资金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在十二年间成功将私人研发投资增加了四倍。

这是我们必须效法的榜样。

「我们需要私人资本投入研发」,

透过储蓄和投资联盟,我们还需要以不同的方式重整大学与科研体系。

举例来说,我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件事是欧洲目前并无「欧洲的学位」。各国各大学所颁授学位的相互承认机制,对机构、民眾与学生而言,都是一场噩梦。

我們亦可以將「第 28 個虛擬國家」的概念應用於此,以實現統一與精簡。同時,我們亦可重新檢視過去提出過的一些構想,其中之一便是「歐洲大學聯盟」。2017 年,我們建立了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七至九間大學組成的「歐洲大學聯盟」。我對此記憶猶新,因為當時我正在巴黎政治學院工作。我們創立了 Civica,這是 65 個大學聯盟之一。我目前任職的 IE 大學亦是該聯盟的成員。

這些聯盟非常有價值,因為它們正是在大學層面實現規模效應的雛形。與美國、中国和印度相比,我們的大學規模太小。我們需要擴大大學規模,這些聯盟可以成為這個目標的雛形,但同時我們亦需資金。所以回到之前的問題,倘若下一年的歐盟預算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便不會有資金支持這些計劃了。而以目前的種種需求來看,那將會是一大倒退。


您会优先推动哪一项突出而大胆的举措,以确保欧洲在未来十年可在世界竞争中佔有一席之地?

我认為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一体化。当我这麼说的时候,我立刻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困难,因為这个话题并不受待见。我们需要各国总理、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共同承诺。我们需要合法性和主导权。我们要告诉欧洲的公民:「各位,我们今天在金融市场上其实成了美国的附庸。
若想要具備抗風險能力,我們必須整合金融市場,並且在歐洲層面運用歐洲工具進行監管。 」

而这必然意味着要废除国家层面的许可制度。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挑战。

「若每家欧洲金融巨头或银行皆需自己国家的许可证来运作,那它们甚至走不出国门。」

国家的边界虽然已不復存在,但此类措施上却依旧。

若一家意大利、西班牙或瑞典银行想突破本国国界,进入欧洲市场,许可证反而成了阻碍,而非助力。美国则不同,所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都是美国公司,而非德州或加州的公司,能毫无障碍地享用最大的市场。

若在欧洲,一家从法国起步的公司,要跨越法国边界就面临诸多困难。情况非常复杂。


那麼,储蓄与投资联盟将如何补充或区别於现有的资本市场联盟议程?是否有人认為迄今的资本市场联盟是失败的?

这或许是个简短的回答,但我坚信,资本市场联盟真正的致命打击是英国脱欧。

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資本市場聯盟是在 2014 年成立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計劃,也是個有望成功的計劃,其核心理念是為歐洲金融市場打造一個統一的資本中心。而這個資本中心本應是倫敦。倫敦絕對是合適的地點。這個計劃本可取得巨大成功,資本市場聯盟本應已完成,倫敦本應作為我們金融市場的中心,我們所有人本應更強大。

但脱欧扼杀了这个构想,随后我们花了数年时间争论哪个城市将成為新的金融中心:是都柏林、米兰、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还是法兰克福。但大陆欧洲并没有出现第二个伦敦。

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從零開始,從儲蓄與投資聯盟這一理念出發,努力弱化「地點」的重要性。鑑於現今的科技發展,我們或許不再需要單一的金融中心。我們可以建立一套統一的監管體系,促使 27 個國家的主管部門協同合作。這可能行得通。我知道這不會是一件易事,但我今天已看到了潛力。


空中巴士(础颈谤产耻蝉)其实是虚拟化的绝佳范例,它是一家由多个增值或关键实体零件组成,且这些零件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公司。金融并非实体商品,因此,我们应该能将资本市场联盟进行虚拟化,并在欧洲各地建立互相配合的卓越中心。您怎麼看?

我认為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方向。空中巴士的例子非常有趣,因為从根本上讲,空中巴士并非由市场创建,而是由政治推动,它源於整合这个产业的需要。

空中巴士可能是我们欧洲唯一的世界级龙头,这并非偶然。空中巴士是欧洲公司——没有人可以说它来自某个国家。但就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品牌,却不能这麼说。

「告诉我一个品牌,我会告诉你它在许可证上用的什麼名字。」

而许可证上的名字,就是这个品牌的极限、上限。这正是关键所在。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心态。我明白困难重重,但归根究底,这是唯一的出路。储蓄与投资联盟正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手段。


欧洲在尝试建立储蓄与投资联盟时,还有哪些歷史教训?

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當陷入困境時,必須下大決心——而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我記得危機發生的最初幾年,我們仍然以為這僅僅是金融界的問題。我仍清晰記得 2008 年、2009 年,甚至 2010 年的氛圍——大家都認為這是金融界的問題,不會影響實體經濟。

事实上,金融界只是第一阶段,但随后这波浪潮波及实体经济,继而扩散到社会层面,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欧洲的民粹主义,归根结底是这场危机的结果,也是因為欧洲机构和欧元未能发挥保护作用的认知所致。缺乏保护并不是因為欧洲机构,而是因為部分国家不愿进一步融入欧盟。

我們就處於這種矛盾之中。我們會聽到一些帶有民粹味道、簡單粗暴的說法,指我們變得軟弱——認為自從引入歐元之後,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就開始下滑。這樣的說法實在荒謬。我們的影響力之所以不如以往,是因為中国、印度以及其他金磚國家的崛起,並非其他原因。

世界人口由三十億增至八十億,而我們歐洲的人口卻沒有太大變化,這才是真正的分別。我們曾經是大國,現在是小國。既然我們只是小國,就必須融入一個歐洲體系,讓我們有能力與中国、印度和美國競爭。道理其實很簡單,但當中的後果卻令現實變得非常艱難。


储蓄与投资联盟可能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它会加剧不平等吗?

我认為正好相反。储蓄与投资联盟背后的一个理念,就是要解决不平等问题。当前欧洲存在的一大不平等,是具备金融知识的人能够获得大量资金,而缺乏金融知识的人则不然。这是一个隐藏的不平等障碍。储蓄与投资联盟的主要目标,是為中产阶层储户提供更好的机会。所以我不认為会出现更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我最担心的意外后果,是与美国出现某种脱鉤。」

在我看来,这是最糟糕的情况。我在特朗普当选之前已完成报告并定稿,当中提及了建立跨大西洋单一市场,或者至少开始讨论其可能性的必要性。我坚决支持双方维持良好关係。


最後,您對歐洲的未來有何展望?您希望 2040 年的歐盟在經濟一體化、科技領導力和環球影響力方面會怎樣?

我會舉三個例子來說明。現在,您或許會說這些事情並不複雜,而且理所當然,但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第一個例子是歐洲電話號碼使用統一國碼 +0,因為 +1 已經被美國用了。這樣一來,+49、+39、+34 等國碼便可統一消除。這代表建立一個統一的電訊市場,消費者可以在六家、十家甚至十二家的歐洲電訊營運商之間自由選擇。這些歐洲電訊營運商將有足夠實力成為世界級領軍者,而不是像現時這樣分散。目前,每個歐洲國家都有自己本土的龍頭企業,但這些本土龍頭規模過小,難以在世界市場競爭。消費者將會因此受惠,同時我們亦有機會在 1980 及 1990 年代領先的行業重奪領導地位。

第二个例子是电力: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是消费者还是中小企,每天都可以透过一个运作完善的连接系统,在欧洲各种能源所发的电力中进行选择。明天,我们可以低价使用来自北方的风电,后天可选择南方的太阳能电力,大后天则可从法国取得核电。因為连接系统运作顺畅,我们每天早上都能自由选择接入价格最低的电力来源。

第叁个例子是推行数码欧元,使欧洲消费者能在欧洲境内用数码欧元购买欧洲商品,进行各种支付。

我认為这叁个例子都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简单的应用。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背后需要对我刚才提及的电讯、能源和金融服务叁大系统进行改革。但这些都是可行的,并且将令欧洲更强大、更一体化,能為民眾带来更好的生活质素、更高的收入及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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